李佐军：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逻辑

议会承担着立法的主体职责。

[4]陈金钊：《法治遭遇中国的变异》，载《扬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6—38页。法律多得已经到了连法律人都不可能全部把握的程度，然而，人们依然感觉到法律不够用。

诸如，在法律判决还没有作出来以前就要求法官根据社会效果论断裁判，表面上看是后果决定论，但实际上是一种过于自信的先知先觉。当然，对这种将法律概念与非法律概念搅在一起、混为一谈的倾向而言，法律术语的模糊与随意也难辞其咎。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关于法律解释只在《立法法》和《关于加强法律解释的决定》中做了非常粗疏的规定，明确了一些还存在结构性缺陷的基本规则。法律解释的技巧与解释的规则有密切的联系，法律解释技巧表现之一就是对解释规则的恰当选择，是对解释规则的熟练运用。没有这种能力，文明的管理方式难以建立起来。

在法律还没有权威的时候开始把能动司法作为理念。这成了法治建设的障碍性因素。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

特别是立法权，必然与议会联系在一起，即授予议会这样的立法机关，拥有进行法律的制定、修改、通过和废止的权力，这是统治集团将其意志升华为国家法律的权力，也是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权力。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与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以奠基时期为例，主要是秦孝公任用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法家商鞅实行变法。雅典城邦制定法律的是公民大会。

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宪法和其他众多的国家法律的事实已为大家耳熟能详，这里不作赘述，只需说明，到2010年底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统领，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二次变法，一是颁行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的法律、法令;二是全面推行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制度。

3. 党制定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蓝图 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蓝图，可以用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六个战略要点加以概括： 一条道路。以上六个战略要点，构成了依法治国的全新战略部署，是一个宏伟的顶层设计。马克思认为，一个政党制定了明确的政治纲领，这就在全世界面前树起一面可以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到了秦朝，开始产生封建制的法律制度。

议会承担着立法的主体职责。郑玄作注说：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是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讨论了法制与法治的区别：第一，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立的，只有法治才能彻底否定人治，而法制不足以否定人治。由上可见，所谓共和制，是指公共事务的权力由不同的国家权力机关掌握的政体形式。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开始形成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纲。这些个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使其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这一点之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如同他们的体重不取决于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意志或任性一样。

这就把法学问题和党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古希腊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公民与城邦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这种关系。

三、实践依据：中国共产党已领导了几十年法治活动 全面依法治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在西方看来，似乎不成体统，本就是国家法律之施行，怎么能由一个政党来领导呢!当然，这是一种以西方的政党标准来看待政党作用的偏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些选举法令具体规定了选举的原则、组织、程序和方法，以较为充实的内容和相对完善的形式把红色区域的选举立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②]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7页。这个问题的提出，当然意在质询，党领导依法治国有什么依据吗?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应当做出科学、合理的阐释。训，有告诫和典法两种涵义。

1931年11月7日，第—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开幕。他在第六届莱茵省有关法律问题的辩论会上，通过对各个不同等级的代表人的发言内容的了解，对一个个法律条文的具体分析研究，发现每一个具体的法律几乎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一定等级和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九刑，一说是周代的刑书九篇，《逸周书》记载;太史筴刑书九篇;另一说是周代的九种刑名。《左传·文公十三年》曾曰：先君周公制礼，即周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姬旦，为周代制定了礼乐法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论述，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但党和阶级不同，党是阶级中最积极的一部分，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并不是每个无产者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

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全文共十七条。第一次变法，一是下令将《法经》加以修订补充，改法为律，并完善和发展连坐法，作为《秦律》公布实行;二是制定、公布以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取消世卿世禄制度，宗室贵族无军功不得登入宗室薄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为内容的单行法律、法令;三是制定、公布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方面的法令。只要是顺应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具备了立法要求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体，例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都可以成为法的制定主体。毫不讳言，共产党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它所制定的法律，也是代表先进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的表现。

首先，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成熟的表现，即从自在阶级进入自为阶级。命多是用作任命时的文书，由国王向臣下交代任务，指示如何把事情办好。

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而大工业又是许多人的协调劳动，它本身就要求它的劳动者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⑧]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里，中国已制定了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总数量达到9500多件。4.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立法者 中国自从阶级产生、国家出现、进入奴隶社会后，改变了主要使用习惯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情况，产生了奴隶制时期的法律制度。

过去的法学理论，曾将法看作是神的意志，或是所谓正义、理性等等的体现，甚至视为民族精神，这些理论都否认了法的阶级性和统治阶级的意志。这说明作训，也是中国奴隶主贵族沿袭已久的经常使用的法律形式。[③]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通过对文革教训的总结明确指出：必须加强法制。

列宁说：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也需要严密的组织形式和严格的组织纪律。

最后，共产党能够成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最得力的工具，是因为它自身具有一系列独特鲜明的政治特征。[⑥]这样的斗争，其中也必然包含着进行一定的法律的斗争。

法律，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共同利益决定的具有国家形式的共同意志的表现。3. 古罗马的立法和批准是人民大会和元老院 古罗马实行了400多年的共和制，这是一套系统的、独创性的国家制度。